中国古代财政与国家治理的“类现代化陷阱”口

  中国古代财政与国家治理的“类现代化陷阱”

   史口口 卫口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北京100142)

   内容提要:如果与口西方口财政现代化演口口进口模式对比☆□□☆□,中国走出了完口口口全不同历史路口径□□□☆□。作为西方财政现代化演进道路中的国家财政形成□☆☆、预算制口口度形成☆□□、税收体口系口口形口成□☆□☆□、社会保口障体系形成☆□□□□、数据化管理等关节点☆□☆☆,在中国历史早期都已经大体形成□☆☆☆□。而中国财政从原始社口会末期就表现出鲜明的“国计”特征□☆□☆□,在国家的形成与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成为古代国家口治理的最重要的基础和支柱☆□□☆。但是受古代专制体系的局限□□□□☆,始终无法真正进入现代化☆□□□,出现一种“类现口代口化现象”□□☆☆。高度集权的“类现代口财政”体制□□□☆,在财口口政分配方面表现出的“现代性”一面☆□□,使中国古代口多次出现“盛世”局面□☆☆□☆,政治□□☆、经济☆□☆、文化☆□□☆、科技长期在世界处口于口领先口水平☆☆□□,而其具有的集权性□☆□☆□、阶级性☆☆□、等级性的口一面□☆□□,又在很大程度上固化口了专制政治□☆☆,加剧了社会分配不公☆☆☆,制约了经济发展☆☆☆☆□,是古代中国陷入治乱循环的重要原因□☆□□☆。

   教育期口刊网 http://www.jyqk口w.com口关键词:中国古代财政 国家治理 财政现代化 类现代化陷阱

   中图分类号:F81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544(2015)09-0085-06

   [收稿日期] 2015 -06-09

   [作口者简介]史卫☆□☆□☆,财政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研口究员□☆□☆,研究方向为财政史□□☆、财政理口论与政策☆☆☆□□。

   一□☆□、中国古代财政与国家治理的“类现代化”

   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口序的起口源》中☆□□□☆,认为中国是口人类历史上最早确立现代国家制度的国家□☆☆□□。如果我们从中口国古代财政制度看□□☆☆,这一点会更加明口确□☆☆□。

   从西方现代财政演进的历程看□☆□□,国家财政口取代家计财政□☆□、预算制度形口成□□☆、税收体系形口成□☆☆、社会保障体系口形成☆□☆☆、数据化口管理等重要的标志性成果☆☆□,在中国历史早期都已经大体成形□☆□□☆。从西方财政史的发展口历程看□☆□,王室财政向国家财政口的演变可以说是古代财政向现代财政转型的历史起点□□☆。而中国在战国时期就逐步实现了王室财政与国家财政的分离☆□☆☆☆,西汉司马迁记载当时财政口体制是:“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口口园口池市井口租口税之人□☆☆,自天子以至于封口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于天口下之经费☆☆□。”到东汉时☆□☆□,皇室收支口正式成为国家财政的口一个组成部分☆☆□□□,除国家财政拨款外☆☆☆,皇室收入仅限于皇室自有产业收入□☆□☆□,支出仅限于皇室自口身生活所需☆☆☆□☆。

   在先口秦时期☆□☆,中国就出现口口了“量入以口为出”的预算思想□□☆□,提出了不仅要编年度预算☆□□□☆,而且还应建立三到三口十年的中长期财政收支平衡机制□□□☆☆。秦汉口时有了地方定期向中央报告财政收支情况的上计制度☆□□。唐代时☆□□,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口预算制度□☆□☆☆。从编制□☆□、审议☆□□、下发□□☆、执行到最口后的绩效审计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唐代政府财政主管部门——户部的内部机构设置也完全按照预算管理流程划分☆☆□☆。

   中国很早就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西周有七德六保☆□☆,齐国有“九惠之教”等社会福利项目☆□☆□,汉初财政支出中☆□□□☆,社会福利口支出有十多项☆☆□☆☆,包括了收养孤儿☆□□、赈恤鳏寡☆□☆☆、尊老养老☆☆□、基础教育☆□☆☆、医药救助□□☆☆□、放赈救灾☆□□☆□、丧葬抚恤□☆□□☆、助贷贫民☆☆□☆、协助口口口口口生口口产口口口等□□☆□。宋代在立国之初口就设立了“店宅务”☆□□☆□,主管口口廉租口房的兴建□☆☆☆□、出租和管口理等事务□☆☆☆。对廉租房的兴建☆☆□□☆、维修□☆☆☆、租金减免☆□☆、严禁口转租口等都有具体口规定□☆☆□。在很多口口地方□☆□,“官房”这样的地名口一口直还保留到了现在☆☆☆□□。相声大师侯宝林在回忆文章中提到☆☆☆,他早年就住在后海附近的“官房”里☆□☆。

   在财口政口口口口管理上□□☆□☆,中国在先秦时期就非口常重视数据化管理□□□☆。在《管子口》☆□□、《商君书》等书中都有相关讨论□□□。《管子·七法》篇提出:“不明于计数而欲举口大事□□□☆☆,犹无舟楫而欲经于水险也☆□☆□☆。”《周礼》里提出要口把各地统计资料按月☆□☆□、旬☆☆□☆、年定口期口汇总到口中央□□□☆,作为治理国口家的口依据□☆□。唐代刘晏口在各道设置巡院□□□☆,建成了口一个四通八达的情报信息网☆☆□□☆,广泛地搜集地方各方面的信息□☆☆□□,使“四方动静☆□□、莫不先知”□□☆☆,以便口口政府口能及口口时决口策☆☆☆□,也大大提口高了政府财政管理的效率☆☆☆□。

   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中国古代很早就开始探索建构公私合作的制度和机制□☆☆。唐宋时期☆□☆,就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等多方口面推广政口府采购或公私合作模式☆□☆☆。如和寺院合作建立悲田院□□□、福田院☆☆□☆、居养院□□□☆□、口☆口口☆口口漏口泽院☆□☆、安济坊☆□☆☆☆、安乐病坊口等☆☆☆,为民众提口供养老☆□□、救济□☆□、丧葬□□□☆、教育等公共服务□□☆。为提口高财政支出绩效☆☆□,政府在相关管理上也多引入民间力量□☆□□,政府只负责提供一定的口财力支持和秩序维护□□☆。很多古代水利基础设施遗存旁□☆☆,都立着当年兴修时的契约刻石□☆☆,明载各方权利义务☆☆□☆□,由官府刻石背书□□☆,为这些口口契约执行提供法口律的保口护☆☆□□。

   在中国古代☆□□,财政作为国家口治理的重要工具☆□□☆□,其主要职能除了管理国家财政收支□□☆☆☆,还有推广口农业技口术□□□☆☆,发展生产☆□☆□。秦汉时期□□☆☆,中国就建立了口全国制口度口统一☆□□☆、权责口明晰的财政制度;形成了全国性的大规模物资调配体系☆☆□□☆,通过贵粟法□☆☆□□、均输法□□☆、平准法□☆☆☆□、常平仓等☆□□,不仅口加口口强了口战口备☆□☆□、充实了府库□☆□、富裕了口口人民☆□□、便于救灾□□☆,还能稳定口物价☆□□,促进经济发展;在财政上积极支口持文化☆□☆□□、教育□☆□、科技的发口口展☆□☆,推进综合国力的口提高☆☆☆☆,造就了长期的大一统局面和全面发展的态势☆□□。在对外口交往上□☆□,以大量财力支撑探索口通往外部世界的通道☆□□□,开辟出举世闻名的路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为了保障新的交通线和建构口持续的口供口给线☆☆□☆□,邮亭□☆□□□、驿馆和烽燧的建设不断向西口延伸☆☆☆□□。正是有了国家财力的大量投入☆☆□☆,才使各国商人能够安全往来交易☆□☆☆,使沿途经口济□☆□、文化日益发达□□□。《后汉书》称:“驰命走驿□□☆□,不绝口口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口塞口口下□☆☆。”中国口古代始口终口奉行“厚往薄来”□☆□、“怀柔远人”的财政政口口策□□□,通过各种方式帮助周边国家发展☆☆☆□□,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大中华文化圈☆□□,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财政与国家治理理念上☆□☆☆,中国较早形成了公共财政的民生理念□☆☆。中国早期思口想家为我们营造了一个理想的上古社会☆☆☆,“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想影响了整个古代社会的财政与口口国家治理思想的发展☆☆☆□□,向往建立一个财富均平分配□□□□、老弱病残受到充分照顾口的大同社会□□☆。正是在建立大同社会的理想情怀激荡下☆☆□,出现口了井田☆□☆□、授田□☆□☆、限田□☆□、均田☆☆☆□、度田☆□□、方田口等土地均口平口口口思口想;出现了相地而衰征☆□□☆☆、省力役☆☆☆、薄赋敛□☆☆□☆、轻税□□☆☆、薄收☆□□、至平□☆□□、平赋□☆□□□、均赋役☆☆□□、均贫富□☆□、计资而税□☆☆□☆、永不加赋☆☆□、有所口口纳口而口必有口口所施等口口税口收口思口口口口想;出现了节财□□□☆☆、节流☆☆□□□、节用☆□□□、用之有止□☆☆、去无用口之费□☆☆□□、量人制出□□☆、养万民☆☆□☆☆、九惠之教等口支口出口思想;出现了贵粟☆☆□☆、平籴☆☆□□、常平仓□□□☆、社仓☆☆□☆、均输□☆□☆☆、平准□□□、民不加赋而国口用饶等口口财口政口与国家口治理思想□☆□。这种理口想也贯穿于整个传统社会□□□☆☆,直到清朝末口年☆□☆□,康有为口写作《大同书》☆☆□□,还把资产阶级改革和传统的大同理口想相联系□☆☆。在古代财政与国家治理的连结点首先就是民生☆□☆,所谓“政在养民”□□□☆、“理财以养口民口口为先”☆□☆□☆。明代的方口孝孺曾对古代国口家口生成理论作了系口统论述☆☆□□☆,认为天口之生口人□☆□☆,有自然的不平等☆☆□□□,所以要设立君主和官吏☆□□☆,来集中财富☆□□☆☆,济贫扶危□☆□☆。“天非不欲人人皆智且富也□☆□。而不能者☆☆☆□☆,势不可也□☆☆。势之所在☆□□☆,天不能为☆☆☆□,而人可口口口以为口之☆☆□☆☆。故立君师以治□□☆☆,使得于天厚者不自专其用□☆☆☆,薄者有所仰以口容身□□□。”“天之立君☆□☆,所以为民☆□□□,非使其口口口口口民奉乎君也☆☆☆。然而势不免粟米布帛以给之者□☆□☆,以为将仰之平其曲直□□☆☆□,除所患苦☆☆□□□,济所不足而教所不能☆☆☆□。”“人君之职□☆☆,为天口口口养民者也□□☆□。”

   汉文帝给自己在财政管理中的角色定位是“朕为口天下守口财耳☆□□□☆,岂得妄用口之哉”☆□☆☆☆。唐太宗口区别了“共所众有”与“私欲”的区别☆☆☆□☆,强调国家财政口必口须用口于“共所众有”□□☆□☆。可以说财政的公私之别在古代已经有了口很清楚的认口识□☆□。

   二□☆□□☆、中西财政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演进的不同路径

   中国财政制度的演进和西方现代财政口演进有不同的路口径☆□☆□。对于西口方人☆☆□,摆脱世袭贵族制□☆☆□,建立理性的官僚体系是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关节点□□☆。就财口政体制而口言□☆□☆,就是由国家财政取代家计财政☆☆☆□。在西口口口方历史上☆☆□☆,罗马帝口国崩溃后□☆□□☆,欧洲分解为大大口小小的很多国家☆□☆,在一个国家的内部口又分口解成若干大大小小的封建主□□□□。这一时期的国家财政是王室财政和众多封建主的口家计财政的合计□☆□。国王的主要收入来自王领土地上封建地租□□□□,其他收入是基于契约关系向封建主征收的协助金和补助金☆☆☆□。向全国民众征收的税种很少□☆□☆,如果要向全体人民口增收新税□□□,必须公众同意(publi口c co口n口sent)□□□☆□,也就是要经过贵族会议的同意☆☆□☆□,还必须是出自国家的公共需要(publicnecessity)☆□□。而当时的很多口政务和战争☆☆□□,并不口认为是国家的公共需要☆☆☆,都需要口国王自己口支付☆□☆。在财政管理上☆☆□,国王更多利用家臣甚至侍从直接操控□☆□□。法兰克国王最早把王室财库藏口于宝座口之后□□☆☆☆,财政主管为宫廷总管□□☆☆。英格兰国王将王室财库藏于口寝官密室☆□□,财政主管为一个主任侍从和两名侍从☆☆□☆。所以当时的财政被称作王室财政口或家计财政☆☆□☆。在当时□☆□☆,各国君口口主之间☆□☆□☆、各封建口主之间☆□□☆、君主与口口封臣之间□☆□☆□,常年征战不休☆☆□□,战争花费越来越大☆☆☆□。国王和封建主都口口不得不想方设法求取新的财源☆☆□☆□,增加税收是最常用最简单的办法☆□□☆☆,于是围绕征税权的斗争也在各国展开□☆☆□□。1215年英王约翰在贵族武力胁迫下签署《口大宪章》□☆□□,确立了“王在法下”的原则□☆☆☆□,限制了王口权☆□□,从法律上确立了国家征税必须因公共需要并要经人民同意的原则☆☆□☆□。此后又经过了几百年的戈矛博弈☆☆□,历代英王被迫30多次重新颁布《大宪章》☆☆□□☆。1688年□☆☆,英国发生“光荣革命”□□☆□□,各界口实口现妥协☆□□□☆,拥立威口口廉夫妇为王□□□□□,并于次年颁布《权利法案》☆□☆□,确立议会高口于王权□☆☆□,不经议会同意不得征收赋税的原则□☆□☆☆,并且确立了人民的私有口产权等各项权利☆□□。在《大宪章口》之后☆☆□□□,英国逐步由王室财政走向国家财政与王室财政并存的双元口财政结构□□□☆☆,1688年口的光荣革命口后□□☆☆□,国家口财政彻底口取代口王室财政□☆□,结束了家计财政的历史□☆☆□。又经过70年的努力☆☆□,英国形成了政府行政部门必须每年向国会提交年度预算☆☆□☆,获得国会批准后再执行预算的现代预算制度□☆☆,基本构建起现代财政体制的基本框架☆□☆。但是口在法国□☆□,1653年法国贵族反抗国王的斗争彻底失败□☆☆□,原来制约国王征税的三级口会议和高等法院形同虚设☆□☆。在大革命前夕☆☆□☆,法国的税收口比最专制的路易十四时代还高了3倍☆☆□□□,而且大多压在了农民和第三等级身上□☆□□。这也使法国现代财政建构的路径不同于英国□☆☆☆☆,时间也口要更长□☆□☆。在法国大革命后□☆□□,又经历了3个帝国☆□☆、5个口共和国□□□☆。法国第一个具口有现代意义的预算☆□□☆,要到1814年才出现□□☆。直到1958年□□□,法国口才正式建立宪法审查制度□☆☆,承认有限政府的口原则□☆☆□□。

   在财政压力下☆☆□□,各国君主不得不想方设法扩口大财源□□☆□☆。一是海外劫掠□☆□,各国政府口竞相发放“海盗特许口状”☆□☆☆,通过武力口建立口海外霸权☆☆☆,垄断贸易☆☆□。二是口口向城市出口售自治口权☆☆☆□,就是君主向城市征收口一大笔高于原来封建赋役的金钱☆☆□☆□,给予城市自口治权□☆□。城市摆脱封建束缚后☆□☆,无论是城市治口理还是经济发展都得到了飞速口发展☆☆☆。三是征收新税□□☆。所得税□□□☆□、消费税等一系列新口税的发明对改变封建关系也口起到了很大作用□☆☆☆。如消费税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当时消费主力——贵族阶层的经济实力□☆□☆。四是借贷☆□☆□☆。当时各口国君主纷纷向口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口借贷□☆☆□,后来又发展到直接向人民发行债券筹集资金☆□☆□。为了能口持续借贷□□□☆□,必须口保口持良好口的信用记录☆☆☆☆,这样也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推进政府财口政账目的公开透明☆□☆。五是投资□□□☆☆。各国君主还进行各种直接投资□□□☆☆,这些投资不口仅推口动了经济的发展☆□☆,而且给予新航道的开辟□□☆、科技创口新极口大资口助☆□☆☆☆。这许多相互口竞口争的“君主公司”□□☆☆、“诸侯公司”和“城邦公司”☆□☆□☆,为了口保证口军口事力口量□□□☆□,为了保证竞争胜出☆☆□,更多更快积累财口富☆□☆□☆,积极主动服口务于口国家治理战略□☆□。在经济方面通过管制价格☆□☆□、保护主义和高关税对经济进行干预和调控□☆□□。在财政政策上支持引进先进技术和科技人才☆□□☆,注重文口化教育口投入☆□☆□□。国家治理逐口步实现口现代化口转型☆□□□,建立了现代税收☆□□☆☆、预算和国口债制度☆□□。财政也明显表现出内外有别的特点□□□☆,对外殖民开拓☆□□,掠夺资源□☆□,对内逐步建立社会保障和公口共服务体系☆☆☆,走向公共口财政□□☆□。

   在这个口过程中☆□□,财政成了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突破口和主要推手☆□□☆☆。原来的神授国口家□☆☆、自然经济☆□☆☆、等级社会口的根基一点点被侵蚀☆□□□☆,逐渐建构起契约国家☆☆☆□、市场经济和扁口平社会☆☆□□☆,并将财政与国家治理纳入法治的轨道(见图1)□☆□☆。

   与西方“家计财政”的传统相比☆□□,中国传统财政制度从建立之初就表现出鲜明的“国计财政”的特色☆☆□□,始终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对于古代中国人□□□,财政的作用从来不停留在发挥财力保障性作用这一口点上□□☆□☆,而是经邦治国的大口业□☆□。在清朝户部大堂上□☆□,挂着一块雍正皇帝提写的“九式经邦”大匾□☆□□□。“九式经邦”出自《周礼口》中口的“以九口式均节财用”“以经邦国”☆☆□☆。“经邦”☆☆□☆□,就是口通过理财来治口理国家☆□□。中国古口代一般用“国用”☆☆□、“国计”☆□☆□、“邦计”等词汇口口口口口口表达口今口天“财政”的含义☆□☆。

   中国传统财政演进口的历史起点□☆□☆☆,可以追溯到4000年前的“大禹治水”☆☆☆。根据口考口古资口口料□☆□☆,这次大洪水是席卷世界的□☆☆,全世界很多地方都留下了这口次大洪水的遗迹□☆☆□。在世界流传下来的几十个关于洪水的传说中☆☆☆□□,多是通过方舟□☆□、葫芦等设口备出逃避难☆☆□☆□,只有中国先民进行了治水☆☆□□。对于农业文明□□☆☆□,必须口在一定地域长时间经营才能取得收获□☆□☆,必须有水的滋养才能取口得收获☆□□,所以口面对水患☆☆☆□,中国先民无法逃避□□☆☆,只能口勇敢面对☆☆☆,不断与水斗争☆□☆□☆,化水口患为水利☆☆□□☆。但是要治这么大的洪水☆☆□☆□,必须要集中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还需要有强有力的组织口机构☆☆□,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国家和国家财政□☆☆。有学者称夏朝口国家是对战胜口洪水的献礼□□☆□。根据传说☆□□☆,正是治水口成口功之后□☆☆□,大禹在中口国建立起最初的财政模口口式□☆□☆。大禹向舜帝汇报治水成功的一段口话:“带领百姓播种粮食☆☆□,把百谷和鸟兽送给百口口姓□□☆,让他们口互通有无□□☆,调剂余缺☆□☆☆□,于是百姓安居乐口业□☆☆☆,天下大治(暨口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烝民乃粒□☆□□☆,万邦作义□☆☆☆□。”这被中国古人称口口为“万世理口财之法”☆□□☆□。正是通过这口次治水□□□☆☆,大禹成功对各地物产口进行了初步统计□□□☆☆,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中国最早的财政制度☆☆□□。可以说□☆☆,中国口传统财政制度的起点就是和经济建设☆□□☆□、公共事业□☆☆□☆、民生福利☆☆□□□、风险共担等联系在口一起的☆☆□☆☆,并初步形成了预算防灾☆□☆□☆、绩效考核☆☆□□、统计口管口理等制口度体系□☆☆□。但其中也蕴口含了专制的思想和制度□□□,一些原始的民主机制逐渐消散☆□□□。虽然西周建立后☆□□☆☆,对夏商亡国的历史进行了反思☆□□□,而提出了德治口礼治的思想□☆□□□,但是这口种德治和礼治□□□,还是建构在专制思想上的□□□□☆,一切权力都集中于皇权□☆☆。中国传统的治理体系最终把一切社会力量统统纳入到了以皇口权为口核心的一元治理体系中□□□□☆,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内建构决策☆☆☆□、执行□□□☆、考核☆□□☆□、监督口制口度和机口制☆□☆,而缺乏外部的制衡机制□□☆☆□。而西方中世纪□□☆☆☆,每个封建主都构成一个家口计财政单元□☆☆☆☆,虽然最后形成了中央口集权的政权□□☆☆□,但在长口期口的博口弈中□□☆,却形成了内外制衡□☆□,较为开放的多元治理体系☆□☆。

   可以说中国传统的财政口和国家治理体系是剖宫产的早产儿☆□□,一下就仪态万方地呈现在我们口面前☆□☆,但没口有口经过产道的挤压□□□□☆,各方面的机能还需口要进一步调适□□☆□□。而西方现代财政和口国家治理体系象自然顺产的婴儿☆□☆,虽然经过了漫长而痛苦的分口娩过程□☆☆☆,但在这个自然的过程中□□☆☆☆,却使各部分的机能有了较强的适应能力和免疫力□☆☆□☆。

   三□☆□□□、跳不口出口去的“类现代化口陷阱”

   从世界文明史口看□☆□□☆,中国古代财政与国家治理无论是理念还口是实践□□☆,都很超前☆☆□□☆,呈现口出一口种“类现代化”的特点☆□☆☆□。但她还是口口古典口的☆□□□,建构在神授君主国家□□☆□、等级社口会和自然经济基础之上□☆□☆□,带有很强烈的专制性□□☆、阶级性□☆☆。因为其在制口度上带有一些“现代化”的特征☆☆□□,我们或可将这些带有类似现代化表象的口制度元素称之“类现代化”现象☆□□。

   从纵向看☆☆□□☆,一般口在口口朝代初期□☆☆□□,国家表现出强大高超的治理能力☆□☆☆,国家口财政有效运转☆☆☆□,收支有度☆□☆□,轻徭薄赋支持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口展□□□☆,财政支撑口文教□□☆□☆、水利□☆☆□、赈济□☆☆□□、社保□☆☆□、科技各口口项口事业有序发展□□☆□。各项宏观调控政策执行绩效明显□□□,有力稳定了物价☆☆☆□,平衡了地区差异☆□□□,制约了贫口富差距☆□□,国家出现盛世局面□☆□☆□。古代也口把这种政通人和☆□□、经济发达☆□☆、社会安定之世称口为“治世”☆☆☆□□。但到口了口口中期□☆□□☆,出现国家治理的瓶颈□□□,官吏腐化奢靡之风盛行□□☆,支出规模呈口几何级数增长□□☆,引发国家财政危口机☆□□。由于行政等支出增长迅速□□□□,严重挤压了文教□☆☆□□、水利□□☆☆、赈济□☆☆☆、社保口等支出☆□☆,各项社口会事业无法持续☆☆☆□,国家财政不仅失去了救济口灾害☆□□☆、缓和社会矛盾的能力☆□☆,而且一些口财政政策口扭曲☆□☆□,进一步加剧了社会贫富分化☆☆☆☆□,国家口治理口出现“失灵”现象□☆☆□□。国家不口得口不口进行各项政口治口经济和财政改革□☆□,但由口于受既得利益的干扰□□□☆□,财政改革很难持续口深入☆☆□,甚至走向初口口衷的反面☆□☆□☆。到了朝代后期☆□□□☆,财政危机口持续□□☆☆□,政府不得不一再加重人民赋役负担☆□□☆□。各种口天灾因政府应对乏力而不断放口大□☆☆☆□,出现大量流民☆□☆☆,社会口矛盾日益尖锐☆□□□☆,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无法维系☆☆□,危机显露☆□□,民变频发☆□☆,社会动荡☆☆□,国家治理口全面失控□☆□。我们或可把这种财政体制和国家治理水平虽然表现出一些类似现代化的特性☆□☆□☆,但不仅始终无法进一步提升□□□,走向口现代化□□□,反而出现周期性衰退的现象称为“类现口代化陷阱”☆☆□。

   西方现代财口政制度是经过若干博口弈后□☆□,最终被限口定在一系列的法律框架之内□☆☆,口☆口口☆口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它对国家治理发挥作用也都是在口一定的法律框架口下运行的☆☆□。而中国传统的财政制度虽也是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下博弈的产物□□□,但其建立往往只是来自君主的口诏口令☆□□,虽然也有相口关的法令规定□□☆☆☆,但这些法令只是君主口制定□□☆☆☆。作为国家治理的工具☆□☆,它运转起来可能更高效☆☆☆、更灵活□□☆,但是却缺乏必要的口权威口性和稳定性☆☆□。君主一纸诏书可以建立☆□□,同样一口纸诏书也可以废除☆☆□□。

   毫无疑问□□□,国家有效治理需要强大的集口权☆□□☆,正如托克维尔所口说☆□□☆□,“我绝不能设想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政府集权会生存下去□☆☆□☆,尤其是口会繁荣富强☆☆□。”他还盛赞英国“政府集权达到了它可能达到的最高点☆☆☆□,国家就像一个人在行动☆□□☆□,它可以随意把口广大的群众鼓动起来☆□□☆,将自己的全口部权力集结和口投放在它想指向的任何地方”☆☆□。但是这个巨大权力应该是有外部制约的□□□,现代化的关键就是把这个口权力约束起口口来☆□☆☆。在传统中国☆☆□□,一切权力最终都归结到皇权□☆□☆☆,而皇权口至高无上□☆☆,超越一切制度□□☆☆、法律☆☆□☆,所谓“独制于天口下而无所制也”□□☆□□。所以国家治理的效率和质量最终只能取决于皇帝的明☆☆□□、贤☆□☆□、庸□☆☆□、愚□☆□☆□、昏□□□□☆、暴☆□□,好的皇帝☆□□□☆,如唐太口宗口能认识口口到“事皆自决”的坏处☆☆□☆,能在一定口口程度进行“变通”☆□□,对精英阶层开放决策权□☆□□☆。而坏的皇帝则多希望以天下奉一人☆☆☆,“所欲无口不口口得”☆□□☆□。

   福口山曾口口赞口赏中国传统的官僚体制□☆□☆,这也是他认为中国最早进入现代国家的原口因□☆☆□。中国传统的官僚体制虽然带有理性行政的一面☆☆☆□,但它也是皇权治理体口系的一部分□□☆☆,其权力基础来口自皇权□□☆,并未形成一支独立强大的社会力量□☆☆,而且也是以人治为主要特征☆□□☆。口☆口口☆口很多地方文教及社会保障事口业☆□☆,虽然中央三令五申☆□□□,但是其执行与否完口全取决于地方长官的个人意志□☆□。官僚也是特口权阶层□□□,除了法律规定的口政治□□☆、经济特口权之外□□□☆☆,还有口大量的口口灰色地带☆□☆□□。财政与国家治理连结的关节点□□□,如赈贷□☆☆、专卖☆☆□、河工□☆☆☆□、工程☆□□、盐政☆☆□□、漕运☆□☆☆□、税关等☆□☆,都成口了捞钱口口的口口口口肥差☆□☆。所谓“千里做官只为财”☆□☆,民谚也说“三年口口清口知府☆☆☆,十万雪花银”□□☆☆。

   就财政监察制度而言☆☆□□☆,其严密☆□□、权威在世界古代财口政史上是绝无仅口有的□□☆☆,但它不是和行政权分离的外部监察□☆☆□,不仅是位于口行政体系内部的一种自控机制☆☆□☆,而且更是口皇权口的延伸□□☆,是皇帝专权体系口中的一环□☆□。不仅对口皇权缺乏必要的约束□☆□,就是对行口政口权的内控也很有限□□□□。礼治□☆□□,虽然在传统的国家治理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是在财富分配上对统治阶级产生了一定的制约作用□☆☆☆,但是它却是建构在阶级等级体系之上☆□□□,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贫富分化的理论基础☆☆□☆。如司马光称:“贵贱贫富☆☆☆,天之分也□□☆☆。”苏东口坡称决口不口能口让“品官形口势之家与齐民并事”□□☆☆。

   口财口政和国家治理的衰退□□☆,并非周而复始的循口环和简单口口口回归☆☆□□,而是螺旋式反向上升☆☆□☆☆,就是专口制性在不断加强☆□☆,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在不断加强□□☆☆□。因为专制无口所不统□☆☆☆,所以在运行中□□□,必然出现机构口重叠□□☆□□、人员膨口胀现象□☆☆☆□,加大行政支口出☆□☆□。随着专制集权性逐步加强☆☆☆,早期朝代还能在财政体制上尝试一定程度的分权□□□☆☆,而到后口期朝代就不断压缩地方财政的空间☆□□,明代留给地方州口县的办公经费☆☆☆,大县每年不过一二万□□☆。清代顺治时裁去口十之四五☆□□,康熙口又去其半☆□□,乾隆时又加消减☆☆☆。当时人称“直等儿戏”□□□☆☆。在对口商业的管控上□□□,也越来越口严密☆☆☆□,特别是口海外贸易到明清时更是完全禁止☆□□,甚至下诏“寸板不口许下海”“出界以违口旨立口杀”☆☆□□☆。乾隆皇帝也口口知道口海口口外贸易的好处□☆□☆,但是他为了维护专制的封闭系统而闭关锁国□□☆,所谓“宁可求全口关口不开”☆□☆☆□。

   中口国传统理财治国模式中□□☆□,原来有很多好的制度和机制☆☆□,往往在运行口过程中口扭曲变形□☆☆。曾经重视数据的传统□□□☆,也慢慢消散在历史长河之口中□☆☆□□。我们从出土的秦简中□☆☆□,可以看到当时规定之具体细密☆□□☆☆。这种严苛的数据化口管理和严苛的监督体制☆☆□☆□,本应是专制的国家治理应有之义□☆☆☆□,但到后口期却只剩下专口口制☆□☆□☆。礼治口里本来有“取民有制”☆☆□□、“节用而口口爱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传统☆☆□,到最后口却成口为口等级分配的遮口羞布☆□☆。长期形成的专制重于分权☆☆☆□□、义务重口于权利☆□□、集体重于个口人的传统价口值观□☆☆□☆,虽有积极口的成分☆☆☆☆□,但也有不利培育口契约☆□□□、产权思想的一面□□☆。各种传统元素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于本土情景之中□□□,这不仅是无可奈何的现口实☆□☆,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财政与国口家治理的现代化是多线的发展模式☆☆☆☆□,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发展过程☆□□☆,交织在口传统与现代☆☆☆、西方与口东口方□☆□、理想与现口实之间☆☆☆□。我们今天构建财政与国家治理的现代体系☆□□☆□,虽然要参考西方国口家的先进制度□□□☆□,借鉴其发展经验☆☆□☆,但却不能简单移植□☆□☆。而应认真梳理中西不同的演进路径□☆□☆□,发现中国古代财政与国家治理体系中口的现代因素☆☆☆□☆,探索其自然演进提升之道;分析其中与现代口化不相协的地方□□☆,探索其转化路径;解析西方演进历程中的重要口元素□☆□☆,探索嫁接方式□□☆☆。

   【责任编辑 寇明风】

本文由一凡论文网发布于文学论文,转载请注明出处:中国古代财政与国家治理的“类现代化陷阱”口

您可能还会对下面的文章感兴趣: